日本崛起与教育紧密关联（下）

——读罗朝猛先生《亲历日本教育》随记

第六编 日本教育改革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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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日本学力测试”，旨在保障全日本学生接受义务教育机会均等，以促进全日本各地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水平。因此，不少学校主动要求参加测试，因为测试的结果并非作为教绩乃至政绩，仅仅作为一种继续采用教学对策的参考而已。至于参加测试人数的不断飙升，也并非特色社会所谓的升学择校“竞争”热情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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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再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应该界定其内涵，以免读者做望文生义地解读.。本节阐述“教育再生”有三点：第一，它是自民党东山再起的旗号；第二，重新执掌政权的安培提出新设首相“教育再生”会议制度，并把“教育再生”提到了修订日本宪法同等重视的程度；第三，以此为推手的教改，遭到了公民党的批判。由此看来，这“教育再生”成了党争议题；教育与政权如此纠缠，似乎很不正常。难道日本的教育也成了服务政治的工具？

另一方面“有人担心”这样教育改革，会遭到民主党的必然反对，“修改相关方案将遭遇曲折”；这可否理解为，权力绑架教育而引发的权利反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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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小中一贯制”“中高一贯制”等学制方面的改革，似乎都是外延性的改革，对教育内涵涉及不多，或者没有引起作者的关注，所以论述不多。有关“一贯制”，只说到其宗旨在于提高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从而提高学习活动的连续性。至于“为了缓解应试教育的压力”，就不知从何说起，是不是日本也有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指的是以考试为唯一手段、以培养考生为目的、用升学率来标志教学水平的教育。我以为，反对应试教育，并非反对教育中以考试作为评估手段；换句话说，重视学力测试的日本教育，未必就是应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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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理科和数学教育，力推强化英语改革计划，中小学英语热升温；这都是日本教育关注国际社会发展进步势头的体现，也是其引领科学文化发展的自觉性的表现。

作者介绍说，工商界和学生家长是日本强化英语改革的最大推手；也就是说，这教育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社会，而非政府。另一方面，大多数的学生都喜欢学习英语，95%以上的小学对高年级学生英语学习状况感到满意；这也说明，英语学习的内动力，绝非考试压力。这些都与特色社会的英语教学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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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全国学力调查结果：从禁止到解禁”，在作者看来，成了日本教育从“宽松教育”转向“扎实学力”教育的表征。但作者叙述的实情又并非如此。尽管要求“解禁”的呼声不小，但权力部门起初“是持反对态度的”，后来，“在是否可以公开学校学力测试结果问题上，文部省表述暧昧”。这说明维护教育均衡，保护孩子隐私，防止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在法治国家，都是权力者不敢触碰的“政治正确”的底线。然而，公布考试名次，比较名次进退，要求孩子写周记，交日记，却又是特色社会常见的“教育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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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向聚焦学生的“学”，这才是日本教育改革新路向重要标志。

日本教师最关注的课堂目标就是学生的课堂投入。课堂上，孩子投入程度越高，投入的人数越多，教师就越开心；教研中，讨论基于课堂所发生的事实，聚焦“孩子在哪些方面学习有效，在哪些方面出现瓶颈”。如此摒弃教师“精心设计”的“亮点”，让学生主体地位落到了实处，才能真实地呈现课堂教学的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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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启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一节，除了改革方向的八个主要方面的概述外，作者重点介绍了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给予高等教育更多的经费，并配套对教师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拟实行大学教师的年薪制，以体现教师参与教学和开展研究所取得成果的价值。

而“扩大大学校长权力”的改革，一方面把院系的权力上收，另一方面又与“教授会”争权；似乎只有集权了，才有力量推动改革。这好像一个悖论：改革本质上就是要放权，为权利松绑，以激发其活力；但要做到这点，需要一个初始力推动，因此又要集权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作者介绍东京大学的休学制度改革很有新意。本科生自入学起可以申请为期一年的休学，而这段时间，大学生可以到国外留学或参与其他志愿者活动。这种“休学”，其实自主性的特殊学习。

“大学设置新型本科院系”旨在培养“精尖于理科类的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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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面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在作者看来：“是为了彻底扭转‘宽松教育’所导致的学习力低下而制定的”，也是“为应对学力低下而将义务教育年龄提前至5岁”；这是自民党当政后实施教育改革的要点。这背后隐含这样的逻辑：“宽松”似乎就导致学力低下，而要提高学力，就必须大幅度地增加教学内容和课时。果真如此，那这样的教育改革也就没有多少新意了，倒有点“只要不读死，就往死里读”的意味。

我以为：有新意的是“2021年启动高考‘达到度测试’”，日本高考要检测考生在高中所学习的内容，考查其是否具备适应大学教育的必要能力。中国高考，按招生计划指标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凸显选拔性，而不管“达到度”。这样选拔性的高考，导致了这样怪现象：一方面随着扩招的“大跃进”，录取率由先前的百分之几猛增到百分之七八十，以致如今中国的博士生之数成了世界之最；另一方面，高考又成了零和游戏，追求“人上人”身份权力的竞争更惨烈，失利者跳楼自杀或刺杀教师的悲剧已不是新闻了。

第七编 留学与游历日本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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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情地记述了“参与日本小学生插秧”活动。在此活动中，作为“老外”的作者受到孩子们善意的挑战；从那些充满童趣的提问中，作者真切地感受到日本儿童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当他吃着由学生辛勤劳动得来的大米时，不禁感到：日本教育培养宽广胸怀、健康体魄、富有自由平等精神的日本人的教育目标，就通过像插秧这样具体活动来实现。其实，这样的教育何尝不是“农业”、不是精心的“插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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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观摩协作教学”，作者介绍日本课堂上多个教师授课，既有整齐划一的集体指导，又使一对一的教学成为可能。这种协作教学主要用于英语课堂，教师可以是不同国籍的，也可以是不同学科的，做到优势互补，激发学习兴趣。作者“管窥”的日本中小学“综合学习”：以开发新的学习内容为目标，打破学科界限，综合各领域的知识、技能开展学习活动。不难看到，无论协作教学，还是综合学习，在日本都是常态教学，并非标新立异的“公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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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期间，作者“两度与日本警察过招”，真切感受法治国家，公权者如何依法执政的；回国后，从电视中看到日本人在天灾面前表现出来的隐忍与淡定，又有了异样的感动，禁不住要用独特的感观告诉读者：日本何以“震”而不惧。“学校是承担着日本未来的孩子们托付生命的地方”这句话，不仅表明日本学校建筑最牢固最安全，而且更在说明，学校是日本国民高素质成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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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回国十多年后，作者带领中国的孩子游学日本，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在他的介绍中，令我震撼的是，日本大地震后，立志成为警察、消防员和自卫队员的高中生人数不断增加。这冲击了我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惯性：趋利避害人之常情，日本青年人怎么会这样呢？对此，不知那些鼓噪中日必有一战而民族激情飞扬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而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教师，却为所教的学生中也不乏“精致的功利主义者”而内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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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一写就16年，可见作者苦心。读到此，脑幕又浮现一个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的学者形象；在如此浮躁的社会，能如此耐得住寂寞，难能可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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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书后，作者不忘感谢对自己给予帮助启发的人，还特别提到家人，不忘支持自己的妻子；这点更令我感动。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而男人成功之后，有的却屏蔽了身后的女人。对比之下，作者这好男人的形象更生动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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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曹书德先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书评《对日本教育的猜测大错特错了》，认为罗朝猛先生这本书，非常客观地介绍了日本近70年的教育改革，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非常大，而非一般的介绍国外教育的著书那样，发泄对中国教育的不满，总是令国人在比较中，妄自菲薄。由此看来，所谓“对日本的猜测大错特错”，当指没读罗先生的书之前，就猜想此书也是发泄不满，贬低中国的教育的；而读过之后，就应该像曹先生那样感到，日本教育也不过如此，甚至还不如咱们特色社会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两位广州的知名中学校长到美国“考察学习”，回来后，也著书《中美基础教育名校行思录》，非常自豪地认为：美国教育也不过如此，还在向我们中国教育学习，越来越重视考试，学生负担也不轻。对此，当时我就表达不同看法。当然我那样的看法，是不可能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

而罗先生《亲历日本教育》一书，我则近水月台先睹为快了。读之前没有产生过什么猜测；读之后也并没觉得罗先生的书，把日本教育说得还不如中国。对比中，我却感到日本教育确实比中国先进；我这样的读后感，未必与罗先生著书的主观意图一致。正因为如此，我也很知趣，不想发表这样的读后感。可读过曹先生的文章后，又如鲠在喉，非说不可了。于是就公开了以上读此书的随记，也不怕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