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君三个问题的思索

在交流中，L君提出了三个问题：

1、        建立清晰的整个学年乃至整个语文课教学的目标系统有难度，需要全校语文教师合作。

2、        语文课必须克服“科学主义”（简单量化等）。

3、        语文能力难以测量而必然转移体现的特点，长期被语文老师自己忽视或无视。

关于第一个问题：

建立目标系统的确是难度很大，需要学识、精力、时间、政策（课标）等等因素的整合，是一个综合工程。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一个学科组全体老师通力合作，快捷简便。但适用的角度看，似乎一个人慢工磨出的细活更为有效。因为系统目标的背后，是应该有哲学观、文化观来支撑的。在一个团体内，如何整合统一哲学观文化观？对语文教学而言，固然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对教师个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自己“有一条通往罗马的道路”。那年我去台湾，与台湾的一位国文老师交流，他问我：你主修哪一科？我答：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他愕然问道：汉语言文学那么宽泛，应该术有专攻吧。我无法应对。后来一想，自己跑马观花一般接触汉语言文学而已，作为“知识”的汉语言文学并没有内化多少，所以运用起来就只好人云亦云，照葫芦画瓢——这就是术无专攻。有具体的哲学观、文化观作为支撑，整合课文与课文、课文与单元、单元与模块、模块与模块之间才能通盘考虑，而且有内在的统一。因此，我认为一个人花点时间去琢磨撰写可能可以减少逻辑冲突。

制定目标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是国家课程标准。当然我们的课程标准还有待完善，比如并未明说其哲学根底，就更谈不上说明和阐释了。好面子、意识形态控制等，没办法的事，普通人只好“带着镣铐跳舞”。其实，文化这东东普世价值核心是没有多少区别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况且，有些东西，做出来要比论理重要。经王晓春兄提示，我网购了一本澳大利亚的课程标准，其母语（英语）的课程标准的理性化程度（无半丝“官”气、纯粹的技术文本），比我们先进100年！“他山之石，可以剽窃”，山寨山寨，总理奥克文莫奈我何，虽然他也懂汉语！

关于第二点：

我的基本态度是：克服“科学主义”应该缓行。抽象的看，只有科学过度了，才会有科学主义的问题。“科学”都没有或者少，哪来的“主义”？如同一个人，只有撑饱了，谈撑坏了才更有意义。

当然，拙文语境里，“科学化”一词应该说成“理性化”更为周全。这里有几个概念要厘清：语文、语文课文、语文教学。尤其不能混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作为具体的活动（行为）的语文教学，如果能够理性化，就可以更有效率。作为教学媒介的语文课文（材料），无疑大多是感性的或者是具有感性色彩、个性风格的。能力当然不能量化，但为了测量的方便，是可以定性或者分类划分层级的。面对这些感性材料，与其跟着感觉蒙查查顺其自然，还不如有一定的计量来的可靠。就是具体的某一篇作文，虽然也可以公婆各有理去计分，但还是有基本的准则和依据，比如：文从字顺，说趣、言情、讲理必须基本达意等。

理性当然也有诸多缺憾，但没有它，缺憾只会更多更普遍。教学行为也自然要诉诸激情唤醒感觉，但感觉这东东往往也最不可靠（抽象之“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看"感觉是力不能及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吃尽了无数的苦头。

关于第三点：

“语文能力必须转移体现”也是可以测量甚至考试的，只是考试的形式该如何才能使结果公平的问题。为什么不去考“转移体现”的能力呢？或者为什么不以“转移体现”为立足点命题呢？如上所述，就具体的某君某文来看，虽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漂亮，但读者也自有基本的判断，何况还有时间判官、场合判官等等。人的存在本身就有许多有限性，很多场合人就只能文本化生存。比如高考判断一个人的语文水平，技术上就只能看卷面（成本最低），而无法几十万人列队接受考官的面试挑选。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也只好付诸文本，这是很无奈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学语文老师的作文指导大多是有问题的：脱离了解决个体的基本生存困境的基本问题，一味训练出一些文艺腔、学生腔、社论体的假面文章。这种假面文章除了在中学的课堂能看见外，在现实中是难以有“市场”的（社论官话之类除外）。正如孔乙己，他的“茴字写法”的解释可能不能算错，但它毫无意义，所以结果就滑稽可笑。

就阅读而言，也是可以有层级划分的，比如基础性阅读、消遣娱乐性阅读、提升理解力的阅读、专业性阅读等等，有了界定，行动起来至少方向更清晰一点。上次罗主任推荐的那本《如何阅读一本书》，讲的就是阅读理性化的问题。以前听说外国教授、老师总是用手推车推一车书进课堂，或者大学生（甚至中学生）一星期要读完一本名人原著而且要写出读书报告，感到不可思议，但现在我明白了。

（顺便一说，拙文所议“量化”一说，原非针对语文课，而是针对教学设计中的某些“学情分析”、“教学目标”，也包括自己在撰写此类文本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