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社会的核心矛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中国的未来设计了分两步走的发展道路，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今一晃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第一步的发展目的已然达到，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确如邓小平所料，中国出现了一个看起来为数不小的先富裕起来的人群。据2010年胡润富豪榜的数字，大陆目前有5万5000个亿万富翁，其中拥有10亿财产的有1900人，百亿的140人。据最新研究表明，占中国总人口不到0.05%的最富的59万人，在2011年可投资财富就达2.7万亿美元。

　　但另一方面，即使以远远低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甚至以低于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印度的标准，以中国每年人均收入1500元人民币的标尺来衡量，中国还有近亿的贫困人口。也就是说，邓小平设计的第二步目前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悲观点说，甚至还看不到任何实行的可能。所以，近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惊呼，中国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

　　也正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如教育的贫富分化导致了寒门再也无缘名牌大学，中下层民众的贫穷导致整个社会的内需不足，但与之相应的是富人醉生梦死的畸形奢侈消费。贫富分化也会使某些局部地区的治安问题恶化，比如以治安差而闻名的广州，就是因为存在大量被剥削却没有机会在当地定居的流动人口，这些为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贡献很多的新移民，在当今的政治体制下成为了改革开放利益分配的旁观者，自然会对整个社会充满怨恨，所以一点点小的火星都会激起民变，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民怨的宣泄口。

　　今天的中国，让我想起了我知道和见识的一些天朝立国前的江南乡间士绅，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决非如历史教科书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些地主恶霸，其中不少还是地方的道德楷模，但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却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精神甚至肉体上都被消灭掉了。回想起来，中国历史就是这样，每当社会贫富差距与阶层分裂达到了临界点的地步时，一人振臂则万民揭竿，无论道德的素质如何，只要你是富人，都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由此我也看到了历史的一个可怕真相，即在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里，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与诅咒。今天中国富人的移民潮，应该也是这种不安心理的反映。

　　然而，即使中国过去的历史一直在上演着由贫富分化而激起民变、又经过流血的政权更替来达到全社会财富再分配这样一成不变的轮回模式，即使我对中国文化中的世俗与功利基因深深绝望，我依然有信心认为，中华文化不乏优良因子，更何况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外部标准，可以使这个历史的怪圈在当前的时代被打破。中国几千年来暴戾的气息太多了，我们完全应该，而且也可能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来解决当前社会中的矛盾，不要让它们日积月累，从而危害整个社会甚至世界的稳定。

　　其实，即使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之内，也还有不小的回旋空间，问题是他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性与事态的严重性，起码就我看来，如果不早作安排，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社会剧烈动荡的凶险是不容忽视的。光靠一个超过了军费开支的维稳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解决社会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可以通过治标与治本两套方法加以处理，治标的办法是针对目前最突出的中西部、城乡、不同行业间，以及企业中高管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采取直接的税收与财政调节，来弥合其间的矛盾，缓解社会戾气。

　　其次是在政治上，重拾中国共产党工农阶层代表者的本色，至少今天的执政党要代表全体中国人。我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资本家能不能入党的讨论，到了今天看看各级人大、政协之中，稍微有钱一点的企业主，都会用一个委员的身份来为自己的名片添加上一个可以炫耀的头衔。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权与钱的勾结，利益均沾，甚至利益垄断。除此之外，就是各级官员与体制内的代表，真正从产业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中走出来的民意代表，只有极少的点缀，否则，一个农民工代表胡晓燕不能成为一个新闻人物。

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也是当务之急。近来，社会板结化成了一个热门的词语，说明在今天这个web2.0的时代，大家对这个中国历代社会存在的痼疾尤其反感。最近北大社会学系冯军旗先生写的长篇调查《中县干部》之中，就表明了政治家族在基层县市的普遍存在，这也验证了媒体中经常曝光的官二代现象。这与富二代一样，都成了阻碍中国社会正常阶层流动的大敌，也进一步造成了整个财富分配的不公。中国如其政府所诠释的，是一个代表普遍民众意志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应该容许这种封建社会才有的财富与官僚的世袭制度，只有打破这种制度，才能赢得民心。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的最大问题不在分配不公，那只是表面现象。资源被垄断，规则被篡改，权力被独裁，这才是当今的核心问题。

我们承认，社会的腐败趋势是客观规律，就像一辆汽车总要磨损报废一样．腐败也会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这不是优化配置，而是劣化配置；而一个有序的社会，具有建设性的贫富差距，即资源的配置优化，体现的是创造力的区别。革命本质上是恢复一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力，而不是新政权新秩序的简单重建，好的政治制度就是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减小甚至消弥于无形，因为它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通过内部力量的搏弃，随时解决而不是激化社会各种矛盾。世间万物都应当遵守的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经济需要竞争，政治也同样需要竞争。没有谁会永远健康万寿无疆，世上也没有永远伟大永远正确永远执政的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