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庸之恶”和“恶的平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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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艾希曼，曾经作为纳粹德国的党卫军中校参与屠杀犹太人。

二战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后来逃脱并流亡到阿根廷。但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并没有就此放过他，1960年的5月11日，艾希曼在阿根廷秘密被捕并押回以色列。

被捕后9个月的次年2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公开受审，同年12月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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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是犹太裔，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不仅仅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还与他保持了一段广为人知的恋情。

阿伦特曾经被德国纳粹政府关押过，后来流亡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奠定了阿伦特的学术地位。随着《论革命》、《共和的危机》等书的出版，阿伦特逐渐成为上个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

促使两位历史人物产生交集，走到一起的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

阿伦特主动请缨，在庭审现场近距离观察了艾希曼之后，依据大量的审判材料，写出了引发巨大争议的那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不过这本书的副标题更有名：《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整个副标题被作为一个概念而广为流传，那就是——“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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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一句名言：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也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旁听艾希曼审判的过程中，阿伦特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他既不是恶魔，也不像变态，也看不出有任何的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更谈不上什么个人魅力。说白了，就是一个邻家大叔，十分普通、司空见惯。庭审表现还表现出体面、冷静、有教养的一面，甚至偶尔还会引用康德的名言。

如果仅从外貌和言谈举止来判断，我们很难把这样一个人和犯有滔天恶行的杀人恶魔联系在一起。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艾希曼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说他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自己没有屠杀犹太人，并且没有什么愧疚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如此普通的人会作出如此邪恶的举动呢？阿伦特给的解释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在书中写道，“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的最大罪犯之一”。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就可以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当“平庸之恶”这个词流行起来的时候，传递出了这样一种信息，“平庸”这件事本身就是恶的。当一个人浑浑噩噩，并不去主动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也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很容易成为雪崩之中的雪花，或者洪水中的雨滴。

就像纳粹时期的德国人，表面上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严格遵照法律条令执行的结果，却给另外一个民族带来的了杀戮和灾难。即便是坐在了审判席上，他们依然不愿意承认错误。

“平庸之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远远不够，还容易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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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艾希曼在耶鲁撒冷》这本书副标题的英文是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严格来说，把 the Banality of Evil 翻译成“平庸之恶”并不准确。更为准确的翻译是“恶的平庸性”。

字面上看，“平庸之恶”是很容易理解和传播的，失去了思考能力的平庸之人，很容易就成为了恶的帮凶，助纣为虐。

但是阿伦特对“恶”的解读，决不至于如此的浅尝辄止。阿伦特所要讨论的，正是“恶的平庸性”，而不是“平庸之恶”。

传统上，我们认为邪恶是一种很深刻的概念，描述一个恶人的形容词有罪大恶极、阴险狡诈、处心积虑等等。但阿伦特的论证告诉我们，邪恶其实并不一定就是那么复杂，而在很多时候邪恶是一种很肤浅的状态。

阿伦特指出“恶的平庸性”，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不思考”。

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堕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艾希曼麻木而庸俗，除了纳粹的极权政府灌输给他的意识形态之外，根本就没有对事物进行独立思考和评判的意识和能力。

正是艾希曼的这种“不思考”，让他成为了一个没有反思和判断能力的死亡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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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在艾希曼身上，他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普通人。

那么艾希曼这种没有个性的“不思考”，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答案是，纳粹成功地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了一个新的“正义”的基础。

这也是纳粹的极权体制的可怕之处，它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将每个人的人格个性彻底消灭，然后在他们头脑中植入另外一套以谬论和邪恶为基础的新的“正义观”。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之下，个人人格被高度统一，个人成为了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盲目服从成为了新的美德。

正是这样一整套的体制和话术的包装，让艾希曼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去对传统的善的感知，失去了原来对于合法和正当的认知观念。

最后的艾希曼，不再认为自己是在行凶作恶，而是在完成任务，摆脱了心理负担，成为了在外人看来冷漠而顺从的杀人机器。

但是问题又来了，即便是今天读到了阿伦特著作的人们，知道了“平庸之恶”的这个概念，那在面对今天的法律的时候如何选择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到底是“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

“恶法亦法”是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强调尊重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效力，凡是经过正当程序的立法，就是有效力的，就是应该被执行的，所有人都要遵守它。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法学说的观点，“恶法非法”。法律的合法性取决于法律的内容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是否符合自然法的规律，违背自然法规律的恶法，不能称之为法律，可以不必遵守。

比如，“投机倒把”曾经是作为一项罪名写进刑法的，但在1997年的刑法修正案去掉了这个罪名。同样都是投机倒把，1997年之前面临的可能就是刑法的审判，而在97年之后就没事。

到底是行为的错，还是法律的错？显然这里是原有法律的立法错误，原来的一些不过是做个低买高卖的“倒爷”行为，被强加了一个投机倒把的罪名。

所以我们可以说，关于投机倒把的法条其实是恶法，原来那些做投机倒把生意的“倒爷”，实际上是帮助了很多人，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行为本身是没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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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咱们话往回说，平庸容易成为恶的帮凶，那主动思考、主动行动，是不是就是在伸张正义了呢？

那也未必。比如纳粹德国时期，有良知的辛德勒冒着违法的风险去救助犹太人，这是正义的；而假如有人因为看到辛德勒违反了德国法律，就去举报，这就是不义。

比如你看到别人投机倒把发财了，你就拿着刑法要去举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因为那个时候刑法的那个条款本身是不正义的，你的举报是在伤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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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并不是平庸本身自己走向了恶，而是系统的“恶”走向了平庸。“恶”的平庸性，在于让平庸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恶的帮凶。

恶的平庸性，更可怕的地方还在于，甚至当你去思考、去行动，也会造成伤害。因为恶法之恶，非常隐蔽地打开了“互害模式”，总有人会以正义之名行苟且之事。

王小波说，“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平庸不可怕，可怕的是“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