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之外的胡思乱想

《乡土中国》第13章笔记

本章“名与实的分离”说的是，在变动很慢的乡土社会里，“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社会变迁也不会引起人事的冲突”。在这种安定的社会中，“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种形式，内容却可以注释而改变。”“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关于虚伪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后再说，这里只想谈个人阅读此章时的一些个人杂感，与本文内容关系不大，纯属胡思乱想，故以此名之。

一、告别革命

用这个标题是纪念我业余读书的引路人李泽厚先生。

读这一章时，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文章的第8段：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羡慕英国能不流血而实行种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但很多忽略了他们所以能这样的条件。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以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它是工业革命的老家。英国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却又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动的，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

英国的光荣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不是很懂，听历史老师上课时说过一嘴，就是贵族们要寻求议会权力，逼着国王谈判，当然也有较量也有战争，但最后还是能和平收场，结局就是保留了国王称谓，和他的主要财产，但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全都归属其他，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三权分立的社会体制。

革命，竟然能够不流血，不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记得当时听课时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只是无人给我答案。在我们的认知里，革命，意味着天翻地覆，“黑手高悬霸主鞭”，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为何需流血？戊戌变法中谭嗣同慷慨激昂：“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鲁迅先生也说过，中国的事情，哪怕改变一点点，也一定会流血死人。我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骨子里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都是革命教给我的。

后来马齿渐长，不再那么热血沸腾，充满了悲悯，渐渐懂得，革命，只是换了一拨人上台，轮流坐庄，既得利益集团改变而已，而底下的民众又有什么好处呢？该纳粮的照样纳粮，该干活的也没命享福。尤其是，革命一定意味着社会急剧动荡，意味着流血牺牲，无数人流离失所，意味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想一想，晚清70年直到民国到本朝诞生，征战频仍，民族多灾多难，多少血泪！

所以，我非常向往英国这种温和的改良。和平——改良——建设，渐进式的变革，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小。

引一段我的精神导师李泽厚先生的话吧：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当然中国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输出革命。21世纪应当是中国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壮大的世纪。

这个命题有点敏感，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二、走上神坛与走下神坛

文本说，乡土社会中的长老权力是稳固的，但为了应对社会缓慢变迁的需求而产生了名与实分离的现象。即承认或说维持形式上的长老权力意志，而在内容上加以注释和曲解，从而实现改变。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出了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就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力，“时势权力”。他表面上坚持传统型支配，但实际上解释这些传统，诠释出全新的含义，变成了“卡里斯玛型权威”。

卡里斯玛，原英文为“Charisma”，来自古希腊语。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卡里斯玛是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显然这种品质的合法性并不以社会地位、外在的秩序与规则又或者是因袭式的内部隶属关系为根据，而在于支配者本身所具有的禀赋，“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一旦卡里斯玛存在于社会之中，即是人们承认卡里斯玛的真实性，并将之作为某种信仰，使其为神圣的可为之献身的最高精神寄托。因为这种关系本身并不具备有任何外在的约束，它是全然内在的，是追随者的自主的奉献，是凭借支配者一人的魅力而团结在一起的具有相当精神上的共鸣的集体。可见，卡里斯玛的拥有者既是权力的赋予者，也是权力的支配者。

我们大多可以联想二战时期的德国执行高压统治的希特勒，以及罗马帝国的奠基者——凯撒大帝，两者如何得以实行独裁统治并获得广大追随者的认可？一方面是基于他们个人拥有的独特品质，但又不仅是在军事、国家治理、演说等方面表现出的绝佳才能，某种能促使群众进入狂热的内心状态，并义无反顾地追随领袖的各种决策的特质，而且是某种类似于“神选之人”的宗教意味的天赋。另一方面是他们为群众勾勒出一幅无限美好的蓝图。因为卡里斯玛本身是具有突破性的，是对于现有的秩序、观念的一种突破性变革，一个卡里斯玛式领袖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在社会范围内将刮起一阵狂风。在这一层面上，卡里斯玛式领袖许诺给群众和他们的后代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且在言辞中不断加强他们对这个未来的信心，让他们看到实现的可能性。

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是英国学者阿奇·布朗（Archie Brown）2014年出版的《强人领袖的神话》。书名已明白宣示，出于人性自身弱点的英雄崇拜和强人期待，造就了社会对政治领导人的一种迷思：我们倾向于认为，只有强有力的领袖才是好的政治领导人。什么是强有力的领袖呢？就是那种善于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勇于在政府事务的诸多方面做决定的领导人，简单地说，就是大权独揽，果断决策。政治危机愈深重，社会对这类领导人的渴盼愈热切。人们倾向于把危机的发生和加重归咎于政治领导的软弱和权力的分散。中国史书总是称赞“政自己出”的皇帝，总是贬抑“政出多门”、“优柔寡断”，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然而，阿奇·布朗在《强人领袖的神话》中一再断言，强人领袖是一个神话，对强人领袖的呼唤和崇拜，总是招致政治和社会的灾难。他说，最常见的错误观念，把那些凌驾于同僚之上、大权独揽的领导人，视为最成功、最令人欣赏的政治领袖。然而，巨大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也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轻则是严重错误，重则是灾难甚至大规模流血”。

阿奇·布朗首先宣布放弃卡里斯玛这种标签。他说：“把卡里斯玛视为某类领袖与生俱来的素质，这种观念需要认真检讨。很大程度上，是追随者把卡里斯玛加诸领袖身上的，只要他显得像是具备追随者正在寻找的某些特质。”也许是宿命使然，“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人类个体在社会危机中总是把希望首先寄托在他人身上，这种社会心理的综合效果就是对强者的期待，英雄崇拜只是其衍生产品之一。社会对“高个子”的期待与政治力量对领袖的刻意塑造相结合，便成为卡里斯玛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在全书的末尾，阿奇·布朗写道：“那种相信自己在许多不同的政策领域都理所当然地拥有专断决策权，并试图展示这种特权的领导人，他们既破坏优良的政府治理，又伤及民主制本身。他们不配拥有追随者，只配拥有批评者。”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寻章摘句，大段抄录，是因为读书时我一直感喟，在我们这样一种权力本位的文化传统中，强人领袖，权威，几乎无可避免地被跪倒匍匐在地上的大众推上神坛，然后他滥用权威，大搞个人崇拜，直到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神话破灭。然后换一个人上位，又周而复始，悲剧生生不息。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不复多言。

事实上，尽管韦伯称卡里斯玛型领袖是自身权力的赋予者，不需要外在的力量证明，但一旦卡里斯玛型领袖脱离追随者的附庸，其存在将失去意义。随着世界理性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独裁统治作为更多出现在封建时期以及战争时期的特殊政治类型，难以适应当代建设民主型社会的需求，权力已经从掌握于一个人手中，过渡到掌握在群体的手中。行政权力可以质疑，政策可以批判讨论，更重要的是，冷静理性的声音不会因刺耳而被和谐。

我坚信，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入，神坛终会坍塌，伟人终将走下神坛，恢复正常人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