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它应该很重要，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其他都是“其心又何其毒也”之类的愤怒语词。这不对，那不对，究竟什么才对?只有这一段，加后面提出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要斗私批修”，此指示有一“要”字，你以为是建设性指示，但内容中有斗与批，还是批判性的。就是“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文革”，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他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军队起着骨干的作用。
　　二、不强调社会分工，干脆是抹掉了社会分工这一“老虎屁股”，而强调兼军事、政治、文化，兼做工、农、兵、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
　　三、不再提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
　　四、学校的头面人物仍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总理等的脱帽加冕仪式无疾而终。
　　五、总的调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饺子都是几千几万人一个味儿，不仅产权属于公共，行业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总体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是《诗经》上描写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费解一点的是工农兵学商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指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们吗?我当时在新疆，新疆的老革命老作家们畅谈着毛主席的理论新意：根据思想状况而不是根据财产状况划阶级。
　　根据思想状况划阶级成分，这玩意儿太玄乎、太恐怖，也太灵活了，有可能发展到凡得罪了领导的一律算资产阶级的闹剧状态。
　　毛泽东哲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侧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坏东西批判完了，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我还觉得，“五七指示”的内容相当泛漫，尚无定见定则，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起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毛泽东已经颇有这样的经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永远有理，让群众闹起来再说。一头是他，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统帅；一头是群众、是小将、是高呼口号热火朝天、是斗志昂扬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民，这样的千军万马，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粗线条地被创造的。谁能画好了平面图、鸟瞰图、透视图、结构图、材料图与制定了各种明细表格再开始施工革命?
　　大家都记得运动初期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一开始，大家伙儿，包括主席本人，都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影片《周恩来》中，演员王铁成饰演周总理，以极相近于周的口音对另一角色“贺龙”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周总理确有此言此忧此说。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是“文革”，前者争议不大，后者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他的话带有悲情色彩。做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有人认定“文革”的实质是杀功臣。这样说的人政治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汉时期。
　　有的人解释为女祸，其思想观念更是来自夏桀与商纣时期。
　　有的说就是为了收拾刘少奇与王光美，除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能懂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社会理念呢?
　　干脆说是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媒体记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唯一解读。就像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喜欢前苏联是由于他不喜欢苏俄式的尖顶建筑风格。
　　有的解释为毛要带着青年反体制搞民主，则是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来，乃以最新趸入的西方的平面语言与思路南辕北辙地解读毛泽东了。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为己”……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原题《我为什么说文革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