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要求和语文教师的专业尊严 

——由孟华民老师执教《陈情表》想到的

都说今天的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从什么型转到什么型？莫衷一是。转型时期会持续多久？没有答案。目前我们的社会有些现象又是大家基本认同的：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生命的、财产的、岗位的或职位的等、贫富不均、社会矛盾多发、民间和官方价值观的共识有差距等。这些现象后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每个人都能说上一套。有的人看得深，有的人看得浅。有的人只能看到某个限度，这与知识水平和眼界有关系。有的人不愿看世界的全面。有的人看见了世界的全面，也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说出自己的看法，也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说，或有保留的说，或者反过来故意误导别人。不过，总体看来，信息丰富和信息多样有助于更多人尽可能认清原因。

至于解决方法，就是五花八门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中国是最普遍不过的现象。不过无论多么纷繁，无外乎这样几种情况：一是站在自己绝对利益的立场上提出解决办法，别人利益一概不考虑；二是不得已考虑一点别人利益，想方设法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办法；三是能够既考虑自己利益也顾及别人利益，且愿意达至大致平衡的思维；四是完全站在别人利益而不考虑自己利益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人，而是神了。神应该有神的位置，如果神参与到人的利益中，那所有人都应该小心才是。对于第一种方法，中国有不少人的事实行为如此但嘴上说的冠冕堂皇，这种做法妨碍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二种情况属于可以博弈的状况，符合人性的一般状态。第三种是比较理想的情况，这种情况要建立在教化熏陶和法律保证的基础上。

总之，上述解决问题的方法选择都和价值观有关系。

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然可以有多种，但是毫无疑问，不是所有的方法都没有优劣之分，总有一种或者某几种是比较优化的方案。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确立，应该建立在对这个问题和与之相关的事情上的充分讨论、辨析、权衡的基础上。如果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某些人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或者他们的声音被屏蔽，那么最后所确立的方案就可能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所产生的很多问题都可能和前述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社会的总体氛围由我们每个人构成，我们又从这个由我们自己构成的氛围中受惠或受害，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态度和做法是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走向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豪言铮铮，而实际情况却常常是天下兴亡，与我无责。人们汲汲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即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是能忍则忍。为了自己的利益妨碍别人也是常事。而从思想的角度，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甚至害怕独立思想的情况则比比皆是。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也许很多别的行业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而工作，甚至有些行业的工作还必须尽可能去掉自己的思想，只要听从就好了，而教师则完全不应该是这样的。传道授业解惑是古训，到今天对于教师的职责来说仍适用。我们倒是可以把顺序换一下，授业解惑是基础，传道则是更高要求。道是什么？就是常识、理性、公允，就是基本的是非观、价值观，是独立思考，科学精神，批判思维、质疑能力，当然也应该包括建设的能力。古今中外，教师的职责都不只是传授器物层面的知识，他必须涉及道德、精神和思想等。

谈教师的职业责任，不能讨论的是实然情况，教师面对的永远是应然问题。所有教师都担负授业解惑传道的责任。如果从学科划分，语文教师可能具有首当其冲和最重要的责任，而且语文教师的专业尊严的确立和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践行程度成正比关系。从现有实际情况看，语文课的发挥空间最大。即使文革期间的语文课本充斥了大量的一边倒的口号、标语等垃圾内容，仍然有少量的可以进行曲折探微、精细分析的文本，当然在那样极端严酷的政治气氛之下，教师不敢迁移探索可以理解。而时代发展到今天，国家本身的开放和发展，科技给予世界带来的变化，思想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生产力时代，无论是语文课本，还是可以用来进行教学的各种资料，都已经非常丰富。这些文本为老师提供了发挥空间 。这时，语文老师的胆识和专业尊严就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语文课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技术（器物）层面。老师帮助、教会学生疏通字词句，整体理解文本篇章结构，归纳什么中心思想。欣赏、享受某些遣词造句的妙处，欣赏一些修辞手法。告诉学生一些套路性的分析文章的方法。这是由最浅近的目标——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追求高升学率所决定的。老师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教材、考纲，指导学生，很多时候是监督、逼迫学生进行学习。只要学生比较好的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考试成绩一般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有的老师说，我停留在这个层面不好吗？我完成了我该完成的任务。学生考到了想要的分数，家长高兴了，学校也满意。实在不得已而为之，我也同意可以。但是且慢，我们这里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用来考试的材料里所承载的内容是什么。以中国最近30多年来的事实看，用来学习和考试的文科内容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过去的“二元”、“不容置疑”和“绝对正确”等到今天的比较多元、有限度的质疑等。这个变化既是国家本身进步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使之改变的结果。如果老师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他恐怕也会觉得教书越来越难。因为，信息的越来越公开，世界的越来越开放，使学生知道的东西就越多，学生也就越来越“难教”。

第二个层面，是通过对课内、课外文本的学习，了解世界的丰富，增加学生的识见。学习的目的，并不只是停留在欣赏、享受阶段。学习的目的还是要扩大视野，增长识见。识见指的是人对事物能够做出明智、正确的判断。而这种识见一般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来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所谓学以致用，实用主义。但是，教育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那就不是教育了，那最多只是培训，是技能的培训，是实用技术的培训，而且有可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培训。转型时期的中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少越好。欣赏、享受文本之外，得到启示，产生识见，是语文老师必须的任务。识见的作用不能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在自己基本利益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也关照别人的利益。学生的识见里需要有普世价值、公民思想。所以识见和是非观、价值观紧密相连。

那么，就到了第三个层面，识见的逐步形成过程和表达方式。一般来说，文科科目的学习对人识见的增长最有帮助。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历史、政治、语文学科中，语文的发挥空间最大。语文的学科魅力和语文教师的专业尊严也在第二个层面到第三个层面的转变中得到体现 。

以孟老师的课为例。《陈情表》当然是一篇典范性的文章，这点，历史早有定论。李密是前朝旧臣，而晋武帝司马炎及其父亲司马昭、祖父司马懿都阴险多疑，为了皇权而不择手段。仅从历史纷乱的关系角度，老师可以花很多篇幅来讲解与这几个皇帝有关的历史信息，还可以迁移到其他历史人物和关系。学生会从这些历史中得到很多厚黑的知识，而且会把历史上的这些厚黑手法用到自己现在的人际关系。这些当然也算学习的收获，也算有了一些识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学习《陈情表》、《出师表》等文章，和其他一些残酷、诡谲的历史就是为了获得厚黑知识和手法，那么，这和现代公民社会就是格格不入的。

孟老师在这节课中，很有克制、很巧妙的对学生进行了引导。他在处理完第一个层面的任务后，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极不正常的时代。（不过，我倒认为，那是极其正常的时代，整个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时代，那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没有什么不正常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会不正常呢？他引用了茅于轼先生的话：“中国历代专制皇朝的政治结构，从本质上看是建立在缺乏人权安全的人际关系之中的。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必须用尽心机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接着他问：你们愿意生活在这的时代吗？学生回答当然是不愿意。我们都愿意生活在一个安全、有体面、有尊严的社会。

下课之前，孟老师又问了一个问题：课本选编者为什么要把这篇文章选入课本？这是留给学生思考的。下节课，学生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学生会更多的从文本的文学价值来回答，也可能从别的角度来回答。不管学生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非常“阴险”的问题。为什么？对问题的追问一定会把李密所处的时代和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

也许别的老师一样会把学生的思考引导到这里，但是，假如用鲁莽、偏颇、激情四溢的吐槽和炮轰等表达方式，恐怕不是很合适。课堂需要勇气，但更需要节制和理性。

听孟老师的课到这里，你可以用很多好词好句来评价他的课，什么技巧娴熟、手法老道、如沐春风、引人入胜等等，但我觉得：用巧妙、克制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使学生形成有价值的意见，并合适的表达出来，才是这节课的意义。从这节课上，我领略到了一个语文老师的学科魅力和他所表现的专业尊严。

2015-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