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严博士                                           严钦熙

想写一点关于严博士的文字的想法好久了，但琐事太多或者心静不下来。没有人要我写，是我自己觉得应该写。为什么？一是他是我们村上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还做了教授的人，二是我们两人年龄相当，幼年少年时期很多时候在一起玩耍做事。三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书本极其匮乏的时候，我们要是谁弄到了一本书，是一定会互相分享的。

严博士姓严名奉伟，1965年生人，华中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即分配到当时的地方国企粮油加工厂上班挣钱养自己和支助家里，后调入湖北农学院，再去母校读硕士、博士。2018年春节前两天因为肝癌去世，时任长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食品科学专业教授。农历腊月年关逼近，他离世，就只能躺在殡仪馆的冷柜里，等过了年，家人亲朋才能为他办理后事。大年初几，他的后事办理时，我在广州不便赶回去，只能通过电话和微信表达惋惜和哀悼。

严博士小我一岁，辈分低我一辈。我们那个小村子（曾经叫生产队）男人没有杂姓，全部姓严，辈分高低之间有四到五个级差。村子属于湖区，村子里的地势稍微高一点，出了村头就是水田，间中有一些旱田，然后又是广袤的湖区沼泽，后来全部改造成了水田。而现在随着地貌的变迁，水田也都变成了旱田。到我们先后离开村子的时候，严博士的住屋和我家斜着背抵背。

我最早对严博士家的记忆是三大家人住在一个有天井的四合院里，后来，四合院拆掉，三大家人各自做了房子，他们家的房子就是现在他的老屋的位置。他应该是在四合院里出生的，他的小名叫“花狗”，他的两个哥哥的名字叫海狗、东狗。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哥哥，但他的妈妈（按照辈分我叫周姐）还是比较宠他，常常教他“花儿”。我记得他好几岁了，还找他妈妈要吃奶的。

他家旁边是有几颗枣树的。枣树上有刺，也有蚂蚁和其他虫子。但每当枣子成熟时，小孩子们还是不怕身上起痒疙瘩，会去偷偷地、迅速地用土块、砖块掷向累累的树枝，偷打枣子。枣子总归是成熟的多，他家收获枣子后，经常会给一点我们家。

他的二哥在小学读书时成绩不错，好像特长在数学，但没有一直读下去。他最擅长的就是在河沟和水田里抓鱼，各种有鳞的白色鱼、无鳞的黄鳝泥鳅等。似乎记得他们家鱼获很多的时候也给过我家一点。记得那时有一部反映内蒙古的电影叫《祖国啊母亲》，我们在大队部看过露天电影，后来，好像是严博士二哥在镇上的书店卖了同名的电影剧本。这本书，严博士看了，我也看了而且还不止看了一遍。我第一次知道了“王爷”的说法，第一次知道了名字还可以叫“巴特尔”的，还有蒙语“额吉”就是汉语的母亲。（在网上一搜，居然就搜到电影了。1977年发行，编剧玛拉沁夫，导演汤晓丹）奉才哥对严博士的影响应该表现在这些方面。

严博士的大哥似乎是上过私塾的，也看过三国水浒、岳飞薛仁贵，他会和弟弟及伙伴们聊一些书中的故事。还有一个低我一辈的奉新哥也是读过此类书，而且记忆力好，特别能讲。夏天纳凉的夜晚，在芭蕉扇的拍打声中，我们常常在某家门口的空地上津津有味听他们讲书中的故事。那时，我们的记忆力很好，几乎可以复述他们讲的内容。于是，我们常常在别的时候又会互相重复大人们讲过的故事，而且有时会有讨论和疑问。

在乡村，我和严博士做的最多的事情是放牛，割牛草，寻猪菜。而在这些活动中，最重头的内容是我们会滔滔不绝的谈论我们所获得关于某本书和大人口中的故事的内容。

放牛就是把牛弄到野外去吃草，一般是早上或者下午放学回来后。沟渠坡上、田边界上到处都是野草。在沟渠坡上，放牛自由一些，可以把缰绳放开，让牛自在的顺着坡吃草，我们就可以说话了。要是在田界上，两边都是禾苗，那就一定要时刻牵紧牛绳，以免牛瞅机会偷吃庄稼，这时候我们说话就不那么方便了。割牛草就是拿镰刀去割草，用竹架子或者筐装回来给牛吃。割草需要付出体力，说话也不那么方便。也有时候去棉花地里、豆子地里扯牛草，人在庄稼中，也不方便说话。只有寻猪菜的时候是最方便说的时候。两个人可以顺着沟坡或田界，不争不抢的把猪可以吃的菜或割或挖到篮子或者围裙里。有时，我们会因为谈的太多太投入而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找猪菜上，结果，夜幕来临，当次寻的猪菜把篮子都没有填满。

回忆过去，我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呢？现在搜肠刮肚都没有多少可资回忆的，因为那时的见识面实在太贫乏了。前面说到的《祖国啊母亲》，还有后来写北京知青到内蒙古插队的小说《铁旋风》，《斗熊》、有连环画《三打白骨精》、《郭松林》、《李全洲》，还有罗马里亚电影《海岸风雷》、南斯拉夫电影《桥》、阿尔巴里亚电影《宁死不屈》。记得，村上有一个家境好一点的读了高中的比我们大的青年有一本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我见过封面，但借不出来。后来等到自己挣了工资后，还真是买了这本书，但基本没有兴趣读下去了。

我和严博士分享过的比较有印象的书是袁静和孔厥合写的《新儿女英雄传》，写冀中平原的事，语言明晓灵活有趣。其中有一首儿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做啥？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当时觉得又新鲜又好玩。书中的人物风俗和我们江汉平原的湖区完全不一样。我们后来还分享过林汉达先生写的《上下五千年》、唐诗宋词、七律绝句等内容。

我们虽然有辈分差别，但年龄相当的我们的青春期大致是同期的。我在镇上读高中时，语文老师给我们介绍很多文学杂志，我本人就订阅了《安徽文学》和《散文》，班上的同学定了《上海文学》等，我会把这些介绍给严博士。及至我后来到荆州师专读书，阅读了很多文学期刊如《小说月报》、《收获》、《红岩》等，我都介绍给严博士。路遥的小说《人生》发表引起极大的反响，我介绍给严博士，我后来还购买了单行本，和他一起分享。那时的我们因为物质和精神的贫乏，青春期似乎都来得迟些。这些文学作品唤起了我们的思想，也唤起了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共同讨论关于身体、性的问题。我们会共同面对一些苦闷。

我比严博士高一个年级，而且最关键的是，我是当年全国最后一届的初中高中两年制的学生。严博士后来按照正常的节奏也比我低两级了，这样加起来就是三级。我1978年到镇上的高中读书，每天单程一个多小时的走读上下学， 1980年参加高考落榜，1981年复读一年考上一个专科学校。他呢，高中毕业以后，第一年高考也是没有考上，暑假的时候，我们当然聚在了一起。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未来该怎么办。我极力撺掇他去复读。如果不考出去，基本上没有什么前途。因为我考出来了，似乎可以做一个例子了。所以，我似乎应该还和他的妈妈说过要尽力支持他再读一年。他家，他的母亲有决定权，他的父亲是我们平辈的老哥，只会使牛耕地，其他庄稼活好像不理手。虽然他的家也很拮据，但是最后还是凑钱让他去了县里另外一所离家很远的高中复读。他终于考上了华中农学院。虽然我们队里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有多人考上中专大专，他严博士可是第一个正经的本科生。

他在武汉读书，我在荆州都开始工作了。我们就是信函来往，寒暑假回到小村就会有很多交流。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江陵县粮油加工厂，是地方国营单位。后来，他经人介绍和初中英语老师汤老师结婚，后来他有了孩子，再后来，他调入湖北农学院教书，在高校，他有了机会攻读硕士学位而后来博士学位。后来还评上了教授，这是让我们乡党们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我1997年离开荆州到了广州，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少多了，一年能见上一次就不错了，而且也由于各自工作的学段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我们谈话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内心里的那份亲切亲密总是存在。小村前岗上的严姓人氏在荆州的不少，加上其他区域的严姓人氏，我每每回到荆州，他们都会专门为我约聚，我都感觉特别温暖。

突然有一次，我在聚会上听说严博士生病了，是肝脏上的问题，据说发现的比较迟。后来，在荆州住院，再后来到武汉住院。前后好像不到一年时间。2017年暑假，我特意到武汉同济医院探望他。他的体重已比以前大大减轻，脸上很瘦，颜色蜡黄，有些脱形，腿很细显得枯燥。我们见面也没有多少可以说的，他的太太、儿子、侄子都在。我就是安慰他，鼓励他，建议他遵照医嘱，其他帮不上什么忙。

严博士是个善良、敦厚、纯粹、木讷、胆小的人。他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他不喜应酬也拙于应酬，社交生活很少。在严姓人氏中，他的辈分也低也高，低辈的常常和他开玩笑，善意的欺负他，他也说不出什么话。我们曾经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了解他，他的内心有强烈的朴素正义感。他对自己后来从事的专业极其专注。但是天不假年。哀哉！

我写这些文字，是痛惜他的英年早逝，是为我们曾经的亲密时光做一个印记。

2019-10-28

后记：《南方都市报》2019-11-10以题目《和我一起长大的严博士》登出

https://i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9-11/10/content_466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