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曾经用一段十分形象化的语言来阐述读者接受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意义：“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3]诚如所言，不管是历时文学还是当世文学，不同读者在其接受过程中都会对原作有着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会与作者原意大相径庭，而文学也正是在这种反复被接受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美学意义，作者的生命体验由是而更加丰富多彩。初唐诸家对于庾信体的接受也悉同此说，在史家、帝王、文士的接受中演奏出异彩纷呈的乐章。

1、令狐德棻对庾信体的评价

人们对庾信诗文的接受体验滥觞于萧梁时期，据令狐德棻《周书·庾信传》）所载：“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这当为徐摛、徐陵与庾肩吾、庾信父子四人的诗文在当时的流传盛况，庾信在当时就赢得了与其父辈文人等高的文学地位。根据令狐德棻的记载来看，自庾信少年时期登上文坛，他的作品甫一出世便进入了同时代文人的接受视野之内。从当时的接受状况来看，主要是将庾信作为宫体的代表纳入到萧梁甚至是北齐文人的效仿对象之内。此时庾信体这一概念尚未出现，即是说庾信体并非是庾信同时期文人对庾信的接受认识，而是后人接受庾信诗文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种美学范式。

“庾信体”作为一种文学概念肇始于初唐令狐德棻所撰《周书?宇文招传》：“赵僭王招，字豆卢突。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同时代魏征所撰《隋书?柳巧》也有述录：“初，王（杨广，时为晋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巧（巧言）以后，文体遂变。”这两处是最早明文记载庾信体的原始文献出处。初唐史家在传述前代历史的过程中，为前人立传的同时表达出了一定的文学观念。令狐氏在为周文帝的儿子赵王宇文招立传时明确提出“庾信体”这一概念。从《周书?宇文招传》来看，令狐德棻视野下的庾信体应当是庾信风格轻靡绮艳之作，“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可见一斑，他是以宇文招的创作为载体进入到庾信体的接受领域内的。德棻曾言：“招所着文集十卷，行于世。”（《周书?宇文招传》）宇文招文集今已不存于世，逯钦立所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录得宇文招诗《从军行》[4]一首，可惜此诗并不是令狐德棻所言的轻艳之词，而是效仿庾信边塞诗《燕歌行》的气象磅礴之作：

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蒲未生节，关寒榆荚不成钱。

辽东烽火，映照甘泉，蓟北亭障，地接燕然。上下千年，烽烟未歇，江山万里，同此悲壮。丝毫未见江南小儿女闺阁绣户的烛影摇红，而有盛唐高岑等人边塞之作的风神。其中“辽东烽火照甘泉”颇似庾信《燕歌行》中“妾惊甘泉足烽火”，“关寒榆荚不成钱”意近庾信“榆筴新开巧似钱”。但若遽于此断章取义认为令狐德棻的接受不正确是不严谨的。《庾子山集注》中录得庾信与赵王的唱和诗就有17首之多（当然这只是诗题中明确提出奉和宇文招的诗歌），写给宇文招的书信就有11封（多为表达对赵王赠物的感谢之言）。另外，庾信还为《赵国公集》作序，是为《赵国公集序》，大方称赞宇文招的作品“逸态横生，新情振起”。由此可见宇文招对于庾信是十分尊崇的。笔者在此将庾信所作同宇文招之间的唱和诗分为五类：艳情（《和赵王看妓》）、咏物（《奉和赵王喜雨》）、军旅（《奉报赵王出师在道赐诗》）、游仙（《奉和赵王隐士》）、致谢（《奉报赵王惠酒》）。根据这些题材来看，宇文招当时的唱酬作应是涵盖以上范畴的。令狐德棻认为宇文招“词多轻艳”也是有根据的，从庾信的《和赵王看妓》、《奉和赵王春日》、《奉和赵王美人春日》、《北园新斋成应赵王教》来看也确实是一些艳情之作。在初唐时令狐氏对宇文招的作品约了解多少今已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宇文招当时应有一些轻艳之作，而令狐德棻也认为赵王学习庾信过程中对他的轻艳风格的作品颇为感冒，基于此认为进入德棻接受视野中的庾信体应为轻艳之词。

2、魏征对庾信体的评价

《隋书???柳巧传》（魏征撰）对庾信体也有明确记载：“初，王（杨广，时为晋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巧（巧言）以后，文体遂变。”根据魏征的记载可以得知，早年隋炀帝杨广的文学创作是以学习庾信为主的，直至见到柳巧（字顾言）之后转变了诗文风格。隋炀帝今存诗43首，另有诏令、书信、文牍传世，柳顾言的诗歌逯钦立集得5首，今已无法从《奉和晚日扬子江应制诗》、《奉和晚日扬子江应教诗》、《奉和春日临渭水应令诗》、《咏死牛诗》、《阳春歌》这5首诗中得其诗文全貌，更无从得知柳顾言是如何影响杨广的文学创作的。《隋书?文学传》有一段关于杨广文学创作的记录：

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

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

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

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

魏征没有因其人而废其文否定杨广的文学创作成就，虽然对隋炀帝初习艺文时的非轻侧之论颇为不满，但却对其即皇帝位后文风有所转变的《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极为欣赏，颇为推崇。能够得到魏征这样一位正统士大夫赞誉的诗文应当符合儒家礼乐文化的诗歌传统，应该是典正中和之作：见于《隋书?杨素传》的《与越公书》中“神器之重，生民之大”，一片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文词刚健质朴，议论跌宕，气势飞扬；见于《隋书?炀帝纪上》的《建东都诏》引经据典，从“民本”思想出发极言营建东都洛阳的必要性，言辞恳切，为历代政论文中的佳作；《冬至受朝诗》中呈现出一天下升平、四海归一的登临盛世之情，“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则典雅地呈现出一种政治进取意识；《拟饮马长城窟》为隋炀帝大业间亲征高丽所作：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

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於上京。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

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摐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

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候，单於入朝

谒。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

前。

肃风万里，万里长城，千年蜿蜒，共兆苍生。旌旗蔽空，鼓声动地，千乘万骑，雾暗关山。意境苍茫，气象万千，凸显出杨广对文治武功的强烈渴望。由此考证得知，隋炀帝早期诗文创作应是与后期典制雅体截然不同藻饰淫丽之作，简言之，即为轻艳之作，在这一点上同为史家的令狐德棻与魏征达到了共识。那么，魏征所言杨广的学庾信体的一些前期作品应当是与以上所举诸文迥异的风格轻艳的作品。

魏征从史学家的眼光出发，在潜意识中还是对隋炀帝逸乐亡国之事有所不满，《新唐书?魏征传》记载他曾谏议论唐太宗作飞仙宫事：“隋有天下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詹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彼炀帝者，岂恶治安、喜灭亡哉？”他虽然在《隋书?文学传》中提出不能因杨广之人而废其文，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来评价隋炀帝，因此他认识不到杨广前期诗文中所流露出的一番清新逸志、流丽自然也情有可原。魏征并没有将此种趋向纳入到其接受视野内，而是只看到了炀帝诗歌中的轻佻绮艳和典正中和，并且在其接受体验中通令狐德棻对庾信体的识见如出一辙：轻艳。当然，我们并不能过分苛求古人，作为一代儒林名臣能公开称赞前代亡国之君的诗文中的可观之处已十分难得。

在初唐史家对庾信体的接受体验中，令狐德棻和魏征他们所认可的这一美学范式的突出特征是轻艳，这种轻艳主要指的是题材上关涉闺阁纱窗、红粉佳人和描述方式上的穷极体物，争构纤微。从两人的著录中我们可以得知令狐氏和魏征都对庾信体持一种贬斥态度，至少不是一种推崇的赞美，他们对庾信体的接受体验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欣赏。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令狐德棻和魏征都没有断然肯定庾信体指的只是诗歌：令狐德棻说宇文招“学庾信体，词多轻艳”；魏征曰杨广“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巧（巧言）以后，文体遂变”，二者都是以“词”、“文体”二词模糊地界定庾信体，并没有在体裁上明确表明庾信体仅仅只是指诗歌，这给予后世庾信体的研究留有一些阻碍，同时却也为其接受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