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小说历来关注中、下层人们的“烦恼人生”。她写于1994年的小说《让梦穿越你的心》写的是一群都市男女到西藏的一次旅行，集中以女主人公康珠的见闻和经历，让读者感受到作为“迷惘一代”的忧愁，以及西藏这片圣土的神秘与圣洁。其中，康珠在这片土地上的双重角色的登台，充满着诗意和浪漫；但随着这一激情迸发的角色的落幕，又令人无限怅然。

所谓“双重角色”，弗洛伊德于1919年在他的《论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东西》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双重角色“不仅包含对自我批评格格不入的东西，还包罗了许多东西：所有那些我们仍然在幻想中抱定不放的还未实现但有可能实现的未来，所有那些已被恶劣的外部条件摧毁的自我追求，所以那些滋养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幻觉，但却受到压抑的冲动行为。”^[1]本文试图利用这一论断挖掘康珠的双重角色并进行简要分析。

康珠是“迷惘的一代”中的典型。她与父母已“如隔鸿沟”，享受不了家庭的温暖。她没有固定工作，干着类似饭店迎宾的工作，挥霍着自己的青春与微笑。她也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情侣关系随便而赤裸。当她意识到自己即将遭受李晓非的抛弃时，出于悲愤和报复，马上投入牟林森的怀抱——“在这个我记不清日期的某一天的某一刻里，突然地我就成了他的女朋友。”后来牟林森屡屡轻视她时，她甚至可以不费任何思量地将候选目标锁定曾经是校园诗人、“还残留着对女性的温爱”的吴双。她喝酒抽烟，“喜欢跳迪斯科也跳贴面舞”，在繁华的都市里过着糜烂而颓废的生活。她意识到“我没有仗可打，我没有知青可当，我没有大学可读，我没有工作可做，我陷落在我的苍白的历史阶段中”，身陷其中却又无力挣扎。

然而康珠又有着她的同伴身上早已消失或退化的亮点，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她花掉口袋里仅有的一百元买下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四千米的高原上用两年青春织就的具有护身符含义”的披肩。那条披肩五颜六色的，图案是“一个威武的神戴着狰狞的面具不知踩在什么敌人的身上”，“还散发着浓烈的羊膻味”，但她不顾大家的嘲笑披着它穿街走巷，只为在高原上面对纺羊毛的藏族姑娘时宁静而苍凉的内心感受。面对自私自利的同伴的争吵，她敢于嘲讽和冷笑。她喜欢看唐嘎，觉得“每一尊佛像都是慈祥无比，就像好心的老奶奶”，在佛的笑容下心灵得到温和宽容的滋润。她欣赏藏族老年妇女当街小便时“主人翁的姿态和眼神”，即使“眼神无所谓和安详得像白痴或者天使”，但那种不为世俗和现代文明所束缚的率性和坦然令她深深折服。

她摆脱不了现代社会带给她的成长经历、既定性格和价值观念，但她内心依然保留着对诗意的生存和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真诚、和谐相处的企盼。这使她的西藏之行不只要满足都市人对高原自然风光和藏族民风民俗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力图寻找自己压抑已久的生活的热情，以及似乎从未出现却又深藏心底的信仰，要寻找迷失的天堂。正因为如此，使她在同伴中与众不同，显露着几分可爱。然而正是她的与众不同又与同伴们格格不入。同伴的屡次嘲笑和不理解，使她倍感孤独。而这种孤独是身在都市的她不曾体会到的。

康珠的双重角色的登场是从观看天葬时开始的。“天葬”这个词，于那些对西藏怀着好奇的人而言绝不陌生，是西藏人由于宗教信仰而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葬礼的形式，是对死亡的另一种阐释。人生就对死亡怀有一种莫名的神秘和恐惧感，乃至科学昌明的今日人们对“心脏停止跳动，大脑停止思维”的解释也并不满意。基于此，认为天葬是神圣庄严的仪式，大家也都能理解了。但当第一只兀鹰降落地面大口啄食尸肉的时候，康珠不由自主地尖叫了一声，并说“恶心”。兀鹰“高贵而冰冷的目光”使她不寒而栗。从那一刻起，“细细的寒颤”就已经从她的心头升起。“当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界线一旦消失，即我们一直以为是想象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现实中，……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便油然而生。”^[2]康珠病了，当天夜里开始发烧并且夜夜盗汗，服用药物反而高烧咳嗽起来，即时科学发达，仍不能解释无缘无故的病因。并未彻底摒弃泛灵论信仰的康珠，虽然是“新新人类”，但因为“新的观念还很不确定，旧观念仍然存在于我们心中，并且随时准备抓住机会来证实自己”，^[3]她的双重角色瞬间登场——“我明白了我的病因”，“我亵渎了神灵”。牟林森们当然会讥笑她的“愚昧无知”、“封建迷信”。自私自利已成习惯的他们抵挡不住原始与神秘的诱惑，不顾朋友的情义，还将高烧咳嗽的康珠留在了医院，继续他们的奇妙之旅，再次让她体会到都市人情感的淡薄。孤立无助的困境，加上神灵信仰的苏醒，病中的康珠开始了“有想法的人生时刻”，像女巫一般闲适漫步，恍恍惚惚，“为自己的病体祈求神灵，也在为自己愚钝的头脑祈求神灵”。

骑手加木措的出现掀起了小说情节的两次高潮，也激发了康珠两次热情洋溢的双重角色的“冲动行为”。加木措由于同骑手们打赌能把康珠带到训练场，而敲开了“十天来无人敲响”的她的门。这是他与康珠第一次谈话，但他自然而然地关心她的病情，热心地主动许诺带她拜佛治病，毫无心机地坦白自己登门拜访的原因，并且严肃地叮嘱她生病了不要到烈日炎炎的训练场。久病而遭牟林森们抛弃的康珠如久逢甘露的小草，一下子得到了人间温情的滋润，“泪无法制止地就流下了脸颊”。她站在窗台看见加木措因为关心她而输了，扛给骑手们一箱箱啤酒，训练场上一片欢呼。虽然明知是男孩子的闹剧，但她“有什么必要在这关键时刻信守那可笑的诺言呢”，以自信尊贵的姿态走向本已认输的加木措，为他转败为胜，赢得意外的胜利。训练场上沸腾了，一群豪放不羁的藏族小伙子和一个重拾天真烂漫的汉族女孩，他们豪情万丈地喝酒、唱歌、跳锅庄，“不用灯光、场地、服饰和音响”，以天然的节奏和歌喉，为了高兴、为了友情，酣畅淋漓地快乐着。一切那么直接而简单，长久压抑的康珠恢复了童真和单纯，不再是挥霍青春、打发虚无，而是发自内心地快乐着，“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加木措在机场的飞马劫给了康珠“一种古典的作为女人的荣誉”。康珠和牟林森们要离开西藏了，从知道要离开到抵达机场的这段时间里，她一直都在郁郁寡欢。同伴们误解她与加木措纯洁而真挚的感情，而她又要回到往日乱七八槽的生活中去了。临行前，她在机场打电话向加木措告别。加木措立即挂掉电话，骑着“一匹雄健的骏马由草原冲出来，横切公路，直奔机场”，“像叼羊那样”把她攫上马鞍，驶向草原。加木措浪漫的送别方式只为实现自己的承诺——答应要送她和让她好好骑一次马。而她在这种诗意的古老方式中，在一个英俊青年的怀里，在飞奔的马背上，再次仰望西藏无限透明的蓝天。这一次双重角色的出现更侧重于心理。长久以来康珠的爱情与实际生活分离，“既不能负责，也无法承诺，既保证不了自己，又不能信赖别人”，对浪漫爱情的渴望只好深深压抑在心底。而加木措白马王子式的送别，使蛰伏在她内心深处的梦幻猛然苏醒，单纯而美好的爱情憧憬的复活点燃了她的热情，她“周身的血液被颠缀得沸腾起来”。

然而，康珠还是走了。她对于西藏的民俗和宗教只能欣赏不能融入，哪怕带给她无限激情与梦幻的加木措，对于他不洗脚和不喜穿鞋子的习俗也“不无遗憾”。她也离不开滋生自己的都市文化土壤和那帮“没心没肺”的朋友 。即便加木措在大昭寺前等神长跪一夜替她祷告，祈求神灵的原谅时，她虽然十分感动，但却冷静地思索着“我恨他们（牟林森们）却又离不开他们，我为他们的冷酷深感寒心却又欣赏他们的潇洒，并且还会受他们的影响，很快学成一副冷心冷面，任何时候不管任何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文末那首诗为何“终于不能”“在最为动心的那刻死去”的哀愁了。

双重角色的激情与诗意终究敌不过理性与现实的冲击。其实双重角色归根结底是“保证自我不受伤害”，“防止自我灭亡”^[4]。康珠双重角色在西藏这块圣洁之地的上演，是现代都市青年对于信仰的心灵探究，对麻木灵魂的警示，也是对自我声明的一次拯救。她想寻找迷失的天堂，在触摸到天堂后又不得不转身回到原来的生活，为本来糜烂而颓废的生活带回那么一点自然，一点本真，一点美。

注：[1]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国际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

[2]同上，第292页

[3]同上，第296页

[4]同上，第282页